原标题：【业务探讨】准确认定介绍贿赂罪和行受贿共犯

行受贿犯罪中，贿赂双方有时会依托中间人居间交换信息、相互引见、沟通关系、撮合条件。此类居间介绍行为，有人认为应认定为介绍贿赂罪，有人认为应认定为行受贿罪的共犯。二者法定刑差距较大，实践中，该如何准确认定?

准确把握罪质特征

(相关资料图)

根据法学理论，介绍贿赂罪是指在行受贿双方间沟通关系、撮合条件，促使贿赂实现且情节严重的行为。一般认为，介绍贿赂本质上是行受贿的帮助行为。

实践中，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共同犯罪存在以下区别：

主观方面，行受贿共犯是行为人与行贿人或受贿人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，认识到自己是在帮助行贿人行贿或受贿人受贿，而介绍贿赂人明知他人意图行贿或受贿，仍然进行沟通撮合，促成行受贿的实现。并且，介绍贿赂人能认识到自己是站在双方的、中立的立场介绍贿赂的。

客观方面，行贿共同犯罪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共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，受贿共同犯罪是以各自的行为共同促成为行贿人谋取利益，并收受贿赂。介绍贿赂人不直接实施行贿或受贿，而是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，居间牵线搭桥、沟通联络、撮合，行为是中介性质的，间接侵害了刑法保护的法益。介绍贿赂罪的法定最高刑低于行受贿罪，其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低于行受贿罪。

获取利益方面，与行贿人谋取的不正当利益、受贿人谋取贿赂不同，介绍贿赂人所获利益属于中介费用性质，具有独立性，而行受贿罪的共犯与行贿人或受贿人追求的目标相同，利益一致。

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作用

根据上述分析不难看出，介绍贿赂人是以中立的立场，通过实施沟通、撮合等性质的帮助行为，促成行受贿犯罪的发生。实践中，应准确把握介绍贿赂罪的罪质特征，将对行受贿的发生所起的作用作为主要考量因素，避免将造成法益侵害重的行受贿共同犯罪认定为介绍贿赂罪。

行为人在介绍中，实施了行受贿实行犯行为的，不宜认定为介绍贿赂罪。行为人在介绍贿赂中，与行受贿人一方通谋并实施了超越中介性的帮助行为的，不宜认定为介绍贿赂罪。行为人在介绍中，对他人进行教唆并致其实行行受贿犯罪的，不宜认定为介绍贿赂罪。

怂恿他人行受贿属教唆犯罪

实践中，行为人仅在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牵线搭桥的情形较少，往往还与行受贿人一方共谋，并为行受贿人实施一定的帮助行为。

比如，赵某、钱某均系交警大队辅警。钱某在交通违章处理窗口工作，负责处理非现场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。赵某的朋友张某从事车辆中介代理，帮人处理非现场查处的交通违法事务。

钱某在赵某劝说下，同意与赵某一起帮张某违法处理他人交通违章行为，每销1分收受30元好处费。此后，张某送给钱某30万元，给赵某10万元“介绍费”。

该案中，赵某与钱某构成受贿共同犯罪，共同受贿数额为40万元。

实践中，如果行为人在请托人或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贿赂犯罪意图的情况下，积极劝说、引诱、怂恿他人产生贿赂的犯意，并积极代为送予或收受贿赂物的，则超出了介绍贿赂罪主客观范畴，行为人无论主观恶性，还是社会危害性，都大于介绍贿赂罪，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，不宜将此种情形认定为介绍贿赂罪。

根据法学共同犯罪的理论，行为人可以成立行受贿犯罪的教唆犯，并应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予以处罚。

车德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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